中美贸易摩擦高频发生,“双向开放”或成破解“中美失衡”王牌

6 张茉楠 2018-1-12 16: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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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中美正处于几十年来的发展新变局,中美战略互动态势变化也开启了多极化时代大国之间重建平衡的进程,这一重建平衡的进程逐步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安全等多个领域,在中美双边、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如何探寻新的处理平衡的模式至关重要。

中美贸易摩擦高频化

2017年中美经贸关系兜兜转转,一波三折。从年初两国元首的海湖庄园会晤,到建立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启动中美百日经济计划,再到特朗普总统访华。应该说,中美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比较频繁,也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有目共睹的成果。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摩擦”仍是干扰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特朗普政府就任以来已经发起了79起“双反”调查,中美贸易摩擦呈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常态化与高频化趋势。事实上,包括“301调查”在内的单边制裁也有悖于双方共同利益。近期,特朗普总统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等国视作美国的“竞争者”。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的2016年中国进出口500强,前50名有32家是外资企业。以2016年为例,在2016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占据中国进出口总额的45.5%。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已经“互为你我,深度交融”。

中美作为全球重要系统性经济体,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中国增长转强与特朗普新政,将提振去年和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根据IMF 预测,2017年全球GDP增速为3.5%,其中中美GDP增速为6.7%和2.1%,两者合计贡献了全球增速的四成以上,不仅彼此互为系统重要性伙伴,对全球也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力。

被夸大和误读的“中美失衡”

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点还是在贸易平衡和“对等贸易”上。但事实证明,“中美失衡”是被夸大和误读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贸易赤字并非源自中国或任何国家的贸易倾销,而是源自美国长期以来的结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原因复杂,不仅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选择有关,也与全球产业分工链“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分工以及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

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到今天,有关双边贸易的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面临挑战,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状况。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长,使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比如,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已经全球化,如果不按原产地原则,不按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的思路去统计分析,很难说清楚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往来。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加入WTO以来,美国跨国公司主导中国加工贸易也成为价值转移和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利者。一项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另外,在全球服务业贸易快速发展的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很难衡量准确。其中跨国公司用商业存在方式进行的贸易就不在传统的贸易统计之列,由此产生的巨大差距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事实上,以纠偏“贸易赤字”为目的的贸易政策并不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又都处于进行变革的重要时期,既互为市场,又互为合作伙伴,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只“竞”不“合”,而且合作远大于竞争,合作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中国已经连续8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仍然是全球潜力最大的投资市场。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消费人口规模,未来也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对美国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都有很大需求,这也有助于推动中美之间的商贸往来。

双向开放,平衡中美贸易

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全面开放的态度是明确的,双向开放也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引领市场开放。“全方位开放、”“全面开放”意味着开放的范围扩大、领域拓宽。中美签署的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中,就包含能源、制造业、农业、航空、电气、汽车等多领域。中国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有序开放。

十九大之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将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会在以开放促结构性改革、以开放促高质量发展上做文章。包括完善扩大进口的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改善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致力于打造国内外开放统一的大市场等等。目前,2017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2015年版基础上继续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将原有93条限制性措施压缩到63条,比2011年的117条降幅高达65%。目前96%以上的外商投资实行属地化备案管理。

当然,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府的监管方式存在差异,双方有必要通过继续积极推进中美BIT对等谈判。双方需要逐步消除投资壁垒和各类投资歧视性政策,以开放的投资政策及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共同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国家安全审查、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提升规则透明度与公平性。双向开放可能成为未来解决中美失衡的一个关键因素。(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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